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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为两种:观察法和谈话法。

归档日期:09-30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观察地境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,他首创私塾,“有教无类”,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(仅十条干肉),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。孔子办学,虽不曾将教育当作“产业”,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(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),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,许多学生一旦及门,便终生接受其教诲。孔子死后,弟子代代相传,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,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,并远播海外。可以说,在中国教育史上,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,后世称其为“大成至圣先师”,应是当之无愧的。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,除了其人格的魅力,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,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。具体说,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: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。在汉字中,“教”与“斆”(学)本是同源字,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。《说文》:“教,上所施,下所效也。”可见,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。由“教”又孳生出一个“斆”字,《说文》云:“斆,觉悟也,从教。”秦以后,斆写作学。而所谓“觉悟”,也就是“上所施,下所效”的意思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。因此,在教的同时,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,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,而不去看学生“觉悟”了没有。 应该说,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,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。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。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,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,像个愚人。但孔子知道,颜回“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,回也不愚”。〔1〕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,“回也闻一以知十,赐也闻一以知二”,〔2〕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,也就只有颜回一人。〔3〕 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”,〔4〕至于其他学生么,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。当然,学生一旦“觉悟”,孔子也能随时察觉。如子贡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,孔子便高兴地说:“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!”〔5〕子贡从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,孔子也兴奋地说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 〔6〕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,孔子也了如指掌,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,他都能脱口而谈。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、端木赐、冉求的情况,他不假思索便说“由也果”、“赐也达”、“求也艺”,〔7〕即子路果敢决断,子贡通情达理、冉有多才多艺。他还说过“柴也愚,参也鲁,师也辟,由也喭”的线〕意即高柴愚笨,曾参迟钝,颛孙师偏激,仲由卤莽,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。对学生的课外生活,孔子也无不知晓。他不但知道颜回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,〔9〕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,去囤积投机,猜测行情每每猜中,发了大财,即所谓“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亿则屡中”。〔10〕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。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,孔子认为“非其罪也”,〔11〕并把女儿嫁给他。冉伯牛患了绝症,孔子亲自看望,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: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”〔12〕连连叹息。颜渊去世,孔子极其悲痛地说:“老天爷要我的命呀!老天爷要我的命呀!”别人劝其节哀,他说:“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,还为什么人伤心呢!”〔13〕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,又教人,将教与学融为一体,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,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,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也”,〔14〕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二是“有教无类”与因材施教的关系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。 首先,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,他明确提出“有教无类”,〔15〕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,没有年龄、贫富、地域的区别。在孔门弟子中,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、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,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(子石)、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(子期),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。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,如颜由、颜回父子,曾皙、曾参父子,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。从地域而言,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、鲁外,还有宋、卫、陈、蔡、秦、楚、吴、越等地,几乎遍及全国。如子路是卞(属卫)人,子贡、子夏、高柴是卫人,司马耕是宋人,颛孙师(子张)是陈人,言偃是吴人,秦祖是秦人,公孙龙(子石)是楚人,漆雕开是蔡人。而且,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,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、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,也有“贱人”出身的仲弓;有家累千金的子贡、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,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、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。以相貌论,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,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、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。凡此,孔子皆一视同仁,纳为弟子。 其次,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,即所谓因材施教。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,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,即所谓“中人以上,可以语上也;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也”。〔16〕意思是说,中等水平以上的人,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;中等水平以下的,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。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,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“觉悟”之后,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。如孔子之为子贡、子夏讲授《诗经》便是。至于日常授课,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。如同样是问“仁”,针对不同的弟子,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。颜渊问仁,孔子说“克己复礼为仁”; 〔17〕仲弓问仁,孔子说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;〔18〕司马牛问仁,孔子说“仁者其言也讱”;〔19〕樊迟问仁,孔子说“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”;〔20〕子贡问仁,孔子说“事其大夫之贤者,友其士之仁者”;〔21〕子张问仁,孔子说“能行五者(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)于天下为仁”。〔22〕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?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。颜渊、仲弓德行好,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;司马耕(子牛)“多言而躁”,〔23〕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(即讱);樊迟想学稼圃,孔子不赞同,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;子贡好议论人,“喜扬人之美,不能匿人之过”,〔24〕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,以加强自身修养;子张欲求闻达干禄,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。夫子之用意,可谓深矣! 正是由于孔子既“有教无类”又因材施教,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,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。如德行好的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,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、子贡,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、子路,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、子夏等。〔25〕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,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。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。在这方面,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,即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〔26〕意思是说,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,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。在孔子认为,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,不能有所偏废,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。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、最正确的理解。 先说学。孔子是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,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,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。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。例如他劝学生学习《诗经》时说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?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〔27〕意思是说,读《诗经》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,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,可以锻炼合群性,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。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,远可以服侍君王;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。在孔子眼中,《诗经》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。几千年后,人们对《诗经》所进行的综合研究,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。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。正如荀子在《劝学》中所说:“《礼》之敬文也,《乐》之中和也,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,《春秋》之微也,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,要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,〔28〕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,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,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。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“读史使人明智,读诗使人灵秀,数学使人精细,物理学使人深沉,伦理学使人庄重,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”,〔29〕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。 再说思。孔子之“思”,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,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;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,学以致用。例如,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《诗经》,并谈了自己的认识,他说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”〔30〕他认为《诗经》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。他还通过对《诗经》首篇《关睢》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,说:“《关睢》,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”〔31〕在他的启发下。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《诗经》有关篇章的理解,如子贡对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句(《卫风·淇奥》)〔32〕的认识,子夏对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”句(《卫风·硕人》)〔33〕的认识,都能“举一隅而以三隅反”。对《尚书》的研读也是同样。当子张谈到《无逸》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,住在凶庐,三年不言一事时,孔子立即引导他说:“不仅殷高宗如此,古人都这样,国君死了,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,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。” 〔34〕 而且,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,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。这也是“思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他告诫弟子: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以为?” 〔35〕意思是说,虽然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,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,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,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处? 总之,在孔子认为,“终日不食,终日不寝,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”;〔36〕而只学不思,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,即孟子所说的“尽信《书》则不如无《书》。” 〔37〕所以只有学而思,思而学,学思结合,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。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。孔子说: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〔38〕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:一,复习旧的功课,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,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;二,“温故”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,“知新”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。孔子认为,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,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“进到学术前沿”,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,有所创新。这在今天,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。谁违背了它,都会受到惩罚。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,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,一推便倒;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,造成浪费。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,究其实,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。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“温故而知新”的榜样。例如,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,他便说道: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,所废除的,所增加的,是可以知道的;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,所废除的,所增加的,也是可以知道的。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,就是此后一百代,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。”〔39〕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,这便是孔子“温故而知新”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。 而如何“温故而知新”呢?孔子强调“学而时习之”,〔40〕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,因为有些课程如“礼”(各种仪节)、“乐”(音乐)、“射”(射箭)、“御”(驾车)等,也是需要实习的。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,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。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,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”,〔41〕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,每月复习所已能的。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。孔子教学,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。在讲授中,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,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,则轻易不下结论,宁肯存疑,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“多闻阙疑”〔42〕原则。 据《论语·述而》所记,孔子主要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种内容教学生。其所谓“文”即历代文献,所谓“行”即包括射、御、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。孔子在授课时,不但做到了“诲人不倦”,而且也能毫无保留。他曾对学生说:“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?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。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,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。”〔43〕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即使“厄于陈蔡”,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,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,并不时地念叨着:“归与!归与!吾党之小子狂简,斐然成章,不知所以裁之。”〔44〕 在辅导答疑方面,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:“善待问者如撞钟,叩之以小者则小鸣,叩之以大者则大鸣;待其从容,然后尽其声。”孔子就是小叩小鸣、大叩大鸣的。这样的例子在《论语》中几乎随处可见。如孔子到了卫国,冉有替他驾车,孔子边走边说:“好稠密的人口!”冉有接着问道:“人口已经众多了,又该怎么办呢?”孔子说:“让他们富裕起来。”冉有又问:“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?”孔子说:“教育他们。”〔45〕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,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。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“士”,孔子说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。可谓士矣。”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,孔子说:“宗族称孝焉,乡党称弟焉。”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,孔子说:“言必信,行必果。”最后当子贡问到“今之从政者何如”时,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:“噫!斗筲之人,何足算也!”〔46〕真是越提问到最后,回答便越加精彩。 当然,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。他严格遵守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原则。他说:“有的人不懂装懂,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。”〔47〕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,他便很坦率地说“吾不如老农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。〔48〕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,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:“俎豆之事,则尝闻之矣;军旅之事,未之学也。”〔49〕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,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,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,循循善诱,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,懂得了深奥的道理。如一次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等侍坐,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,然后再加以点评,并提出自己的意见。这样,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,也懂得了为国以礼、为人要谦逊的道理。而对于“其言不让”的子路,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,但出于爱心,也仅是微微一笑,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。〔50〕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。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,又重身教,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。 首先,孔子既以学问教人,又以道德教人,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。孔子说:“君子不重则不威,学则不固。”〔51〕他将庄重的人格、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。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?孔子说:“君子正其衣冠,尊其瞻视,俨然人望而畏之,斯不亦威而不猛乎?”〔52〕在学生的心目中,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。学生们说他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〔53〕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: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。”〔54〕 其次,在治学方面,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。他没有“意”、“必”、“固”、“我”的毛病,〔55〕常能闻善而从。他虽然学问渊博,但还是坚持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〔56〕他入太庙,也总是“每事问”,〔57〕虚心向别人请教。他还曾向老子问礼,向郯子问官,向苌弘问乐,向师襄学琴。直到晚年,他仍是学而不厌,不知老之将至,“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”。〔58〕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,我们看《论语》中所记,凡孔门弟子相聚,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,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。 再次,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,这既有利于身教,也利于言教。学生可以“当仁不让于师”,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,甚至是尖锐批评。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,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,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:“予所否者,天厌之!天厌之!”〔59〕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,调侃几句。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,闻弦歌之声,便莞尔而笑曰:“割鸡焉用牛刀?”意思是说,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,用得着教育吗?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,说: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,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,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。”于是孔子赶紧说道:“弟子们,言偃(子游)的话是对的,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。”〔60〕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,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,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。 总之,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,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,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。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,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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